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季媛媛 上海报道 近日，中国疾控中心官网发布全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情况。综合监测数据显示，今年2月至4月上旬全国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局部零星散发，4月下旬开始逐步上升，5月下旬上升趋势减缓，目前呈下降趋势。同时，与4月相比，5月发热门诊就诊量、重症和死亡病例有所增加，但总体水平较低，远低于去年底疫情高峰时情况，重症和死亡病例以老年人群、患有基础性疾病人群为主，死亡病例平均年龄79.3岁，其中90%以上为基础性疾病合并新冠病毒感染。

世界卫生组织5月5日已经宣布新冠病毒感染疫情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新冠病毒感染在我国属于 “乙类乙管”传染病，而从监测数据来看，尽管新冠病毒到目前为止尚未定型，从原始株阿尔法、德尔塔到奥密克戎，后续还会如何变异依旧不可知，但确诊病例中绝大部分是轻症，如此大概率来说，其毒性会变得越来越轻。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此前在与疫情赛跑中，全球医药企业新冠治疗药物在研发、临床试验、注册审批等多个必经环节均明显提速，使得新冠治疗药物从研发到注册上市花费的时间压缩约九成，只有一般情况下新药研发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为了激励新冠治疗技术的研发，多国针对新冠医药相关专利出台加速审批通路，极大加速了新冠相关专利审查速度，新冠医药相关发明专利确权周期较同时期生物医药产业整体情况加速三到四成。

而目前，国内获批上市的新冠小分子口服药共6款，包括辉瑞Paxlovid（奈玛特韦片/利托那韦片）和默沙东Molnupiravir（莫诺拉韦胶囊）2款进口药物，以及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君实生物的民得维、先声药业的先诺欣以及众生药业的乐睿灵4款国产药物。但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调查发现，无论是去年底的新冠病毒大规模传播，还是今年新冠病毒的“二阳”，使用抗病毒口服药的人群相对仍然较少。

如此，随着新冠病毒“大流行”进入终结期，全球医疗健康领域的下一个焦点在哪儿？制药企业如何挖掘新的市场增长点？

从各家企业发布的数据上也可以看出，新冠口服药市场已经从前两年的“狂飙”走入“疲软”。辉瑞发布的财报数据，2022财年辉瑞新冠mRNA疫苗Comirnaty和口服新冠药物Paxlovid在2022年共实现567.39亿美元的销售收入。谈及对2023年的业绩预期，辉瑞方面表示，预计2023年Paxlovid收入约为80亿美元。由于市场对P药的需求下降，辉瑞预测全年营收区间为670亿美元至710亿美元之间，与2022年相比，将大幅下降29%至33%，也将低于市场预期的717.5亿美元。

君实生物在6月1日投资者交流纪要中也透露，2023年第一季度，其新冠口服药民得维（氢溴酸氘瑞米德韦片，VV116）销售收入为1149.5万元。这款药物于2023年1月28日在国内获批上市。而此前国盛证券分析指出，VV116如在国内获批上市用于新冠肺炎治疗，销售峰值将超过200亿元，项目DCF价值超过700亿元，且未计入政府采购、提前备货及海外市场空间。

对此现状，有病毒学家分析指出，2022年上半年，陆陆续续的真实世界数据，流行病回溯研究都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新冠病毒的感染死亡率已经跟感冒差不多了，常识里，一般不会有人用口服药来预防感冒的死亡。“我认为新冠口服药对疫情防控不会起到特别大的作用了，一老一小打疫苗（老人、儿童要打疫苗）才是重点。”上述病毒学家说。

但尽管如此，仍有不少企业在加速新冠药物市场的布局。根据智慧芽数据，目前全球仍有373家企业/机构正进行新冠口服药产品研发布局，而中国也有40家企业/机构进行新冠口服药研发。其中，在新冠小分子化药研发上，针对热门靶点3CL蛋白酶靶点的研发管线数量最多，而新冠小分子化药此前被认为有望成为新冠疫情的终结者。

在疫情持续影响、行业变革与竞争加剧的外部环境下，医药行业调整已步入深水期。特别是对于前两年将业务重点放在新冠药物研发领域的企业，如何破局已经成为一大问题。

对此，开拓药业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童友之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新冠感染的患者，应该尽早使用抗病毒药物，这样可以有效降低病毒载量和重症风险，也有利于减少新冠后遗症的发生。不仅仅是老年人或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年轻人也是如此。

因此，在开拓药业看来，新冠药物依旧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患者对新冠药物的需求是巨大的，但企业适当寻求新的市场增长点也较为关键。

“例如辉瑞公司的3CL抑制剂Paxlovid在今年一季度的全球销售额仍达到了40.69亿美元。我们公司的普克鲁胺已在美国III期临床试验中展示出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童友之称，尽管普克鲁胺在中国没有继续进行临床试验，这也是由于现阶段不宜再开设新的临床试验，一方面是由于投入问题，开拓药业目前集中资源需要向皮科管线倾斜；另一方面，在国内已有多款获批的新冠口服药物，不适宜加入“内卷”。

智慧芽方面也分析指出，结合第九版新冠诊疗方案，规定轻型和普通型患者治疗采用中药，而新冠口服药和中和抗体，几乎只用于“高危因素”的人群。这也意味着，目前新冠口服药的目标受众的确不多，而目前新冠口服药赛道布局企业众多，研发相对集中，要想在日益萎缩的市场中突围，除了加快研发速度外，积极拓展适应症（如暴露后预防），开拓海外市场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此，面对日益严峻的竞争格局和有限的盈利空间，对于入局不久的国内药企来说，很可能需要重新评估风险获益比。有时候，及时止损也是一种明智选择。童友之也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公司在做暂停新冠口服药市场布局这一决策时，也是综合考虑了国家政策和资本市场的影响。

在中国做创新药，需要思考创新药的市场在哪里？在童友之看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中国本土市场、欧美市场以及第三世界市场。“有些人认为在中国开发创新药是没有前途，盈利难度很大。很多药物都是me-too，此类药物会迫使西方国家同类药物降价，同时也会对市场形成竞争。虽然这些药物有很多跨适应症的使用，但是对于在市场上刚开始取得成功的药物，随着后续药物不断增加，市场空间将会被压缩。”

童友之也指出，医保方面也限制了创新药价格的想象空间。因此，创新药企在中国面临着双重压力，难以找到盈利机会，剩下就是欧美市场或第三世界国家。

“中国的生物医药行业应该鼓励创新和具有自己的创新点，而不应仅仅局限于me-too或fast-follow的药物。”童友之强调。

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获悉，在暂停新冠口服药市场布局后，开拓药业的重心开始放在皮科管线，包括KX-826（福瑞他恩）和GT20029（AR-PROTAC）两款first-in-class针对雄激素性脱发的药物。从市场空间来看，Frost &Sullivan数据显示，2020年国内雄激素性脱发药物市场规模约16.9亿元，2028年有望达47.3亿元。目前全球范围内获批用于雄激素性脱发的主要药物有米诺地尔与非那雄胺，另有福瑞他恩等20余种新药在研。

“治疗脱发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具有一定的医美概念，特别是国内有庞大的患者群体。此外，亚洲人比欧美人更加重视脱发问题，目前市场上没有完全满足需求的药物，因此KX-826和GT20029在中国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童友之介绍，在欧美市场也是一样，美国FDA批准治疗雄激素性脱发的药物只有米诺地尔和非他雄胺两款，现有的临床需求未得到满足，只要药物好在欧美就有机会获得批准。

此外，在第三世界国家，每个国家都有需求，上述药物在市场布局上可以渗透到每个国家，而由于亚洲地区人群更加重视头发，年轻人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和生活作息不规律等，导致脱发问题日益加剧，因此市场需求只会不断增长。这也是开拓药业选择现在重点发展皮科管线的原因。

“任何一款药物只要在一个市场有需求，就有很好的发展前景。目前FDA批准的现有药物远远不能满足脱发群体的需求，整个市场需要更加安全有效的药物来填补这一缺口。”童友之强调。

据IQVIA数据显示，从管线数量来看，目前新兴生物制药公司拥有超过4500个处于开发中的产品，占目前在研管线总数的72%，65%的产品为新兴生物制药公司自主研发，7%是由新兴生物制药公司与大公司合作研发。从所属公司来看，有2624家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参与了新产品的临床开发。大型制药公司目前占据19%的研发管线。

对于投资人而言，如何从众多产品管线中选择最佳的投资标的，筛选出最佳的企业也成为一大关键。

在谈及选择皮科领域的原因时，童友之指出，从最初的肿瘤领域到后来研究新冠治疗，再到现在重点倾向皮科领域，公司始终专注于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不过，做创新特别是临床急需的创新产品，除了资金的投入，还有时间的成本。

一方面，从资金投入来看，新冠和皮科管线相比肿瘤领域要少的多。例如，脱发的临床费用大概是肿瘤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皮科管线的临床试验时间较短，治疗脱发是半年用药，治疗痤疮大约三个月，相对于肿瘤的临床试验周期短很多。因此，从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两方面来看，皮科管线要好很多。此外，皮科管线的产品回报是通过走量来实现，适当的盈利空间会叠加。

“无论是做哪一类的产品，我们都聚焦first-in-class，这类产品研发会非常辛苦，但我们会继续坚定创新战略，毕竟做创新药的人总是不死心，不愿意一直去做me-too的产品。虽然me-too的产品更容易成功，但是它未来的价值以及面临的竞争也会更多。”童友之说。

在瞄准赛道之际，当前，中国新兴生物制药公司已到了批量商业化的阶段，未来3-5年，在资本市场、产品销售表现、国内市场、海外市场等多个维度竞争，也将迎来全面大考。“Biotech公司在有限的现金流下加强研发投入，市场给公司的估值是非常关键的。不断加强研发投入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的后续商业化运营支撑。”童友之指出，通常，公司上市的时候会被要求有多条管线，市场认为不能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然而，在这样体量的Biotech公司很难拥有七八个管线。如果将所有已上市、准备上市以及后面梯队的管线拉出来，再看看中国每年批准的药物数量，会发现实际数量非常少，所以到后面全是爆雷。有一些药物即便被批准了，也没有市场，还有一些药物就是失败。”童友之说。

尽管现在市场逐步回归本源，但真正被市场认为具有估值的产品实际上很少。有时候，为了顺势而行，Biotech公司只能放慢脚步。在有限的现金流下，公司需要平衡资源，以避免资源浪费和投资风险的增加。当然，重点和有希望在商业化方面获得成功的项目公司需要全力去投入。

如果想要在商业化中获得成功，合理的商业化策略是关键。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在临床试验能力和人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然而，整个市场环境和竞争的切入点越来越难。在童友之看来，最主要的挑战在于支付制度的改变。如果支付制度不能改变，中国的创新药将面临巨大挑战。另外，从公司战略层面来看，无论是Biotech、BioPharma还是Big Pharma，各有优势。而衡量公司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价值的实现，而不是单从公司规模或者体量上来判断。

“即使是小而美的公司，只要能够解决市场问题，也是值得被尊敬的公司。大浪淘沙，每个公司都在经历着这样的环境，因此不要抱怨，而是要及时调整好方向，坚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童友之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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